报名之后，我到城里去了解复习班的情况。走在大街上，我觉察到固阳城里有一种异样的激情在骚动著，一反过去那种北方边远小城的懒散缓慢的生活节奏，城内沸沸扬扬地到处都在流传各种关于高考的消息。遇到熟人生人，第一句话就是，你考吗？
固阳中学开办了各类课程复习班，全部免费。据说，这是建国以来高考历史上唯一的提供全社会免费复习的一年。在通往固阳中学的土路上，去上课的年轻人络驿不绝。有的骑著自行车，每个人都带著书包，或夹著书本，行色匆匆的样子。午后时间，涌入校园的人潮，又分别涌入各个教室。校园里熙熙攘攘的。我选了一节史地复习班。当我按时来到教室门口时，里面早已挤得水泄不通，人头簇动，连过道和门口都坐得满满的。
自从1966年以后，我第一次看到社会上出现这种如火如荼的学习文化的热情。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从来不敢拿著书在街上走，得把书卷起来塞在袖子里面。
一小时的复习课结束了，我决定回村复习。学生水平参差不齐，课上讲的内容太少，太松散。我宁愿自己挑重点自学。况且我不能在固阳久住。
晚上回去之后，总觉得心神不安，反复思考著报名的事情。其实，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，摆脱不了的对政审的恐惧和忧虑，有如惊弓之鸟。政审可以在瞬间断送我的一生。到底是择优录取，还是“重在个人表现”？我越想越心慌。借鉴以往的经验，重在表现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。怎么办呢？以前有人指点过我，教我写一份对家庭的认识，以表示自己跟家庭在“政治思想”上划清界线，也可算是重在表现了。
事实上，我曾经无数次地写过各种不同形式的，对家庭的检讨和认罪。为不是自己的罪恶而作出认罪态度。比如：斗私批修、思想学习汇报、学习最高指示心得，都必须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，就此倒是提高了娴熟的写作能力。但是，每次这样的经历，我都像挨了一顿鞭子，被抽得皮开肉绽，心里淌血，留下无数的坑坑洼洼。
别无选择，我又趴在灯下，端端正正地用蝇头小楷写了一段话，大意是：我本人在党的教育下成长，在政治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线。我是可教育好子女，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家庭不能选择，走革命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，等等。我的叙述平静而不乏据理力争，
在高考中，文化考试并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。我是抱著临阵磨枪，竭尽最大努力去拚博一回的态度。巨大的精神负担来自对政审的惶恐和忧虑。即使新政策是“重在本人表现”，可谁能保证呢？我多么希望招生院校的政审人员给我一点宽大和仁慈。
从小我就知道自己不能享受与其他孩子同等的待遇和权利，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。这种体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委屈和耻辱感。渐渐地，读书和思考培养了我性格里强烈的不肯屈服的精神，也培养了同样强烈的正义感和自豪感。
面临高考，这个赋予我的第一个公平机会，好像霍然间敞开了希望的窗口，一缕温暖明媚的阳光透进了我几乎冰冷绝望的心灵，照亮了我整个生命。我渴望这温暖，渴望这光明，渴望得太久太久了。我要不顾一切地去追随那一缕阳光。
我回到招生办，把写好的对家庭的认识夹在大学申请表里。任何时候回想起来，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。我深藏心底真正想说的，但是万万不能说的，只有两句话：我父亲是无罪的，我是无辜的。我父亲在反右运动末期时，被嫉妒他的小人使计诬陷，硬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。1979年，父亲得到平反，重返教育界工作。那是后话。
改报英文专业，使我格外兴奋。多年来的愿望，终于得到了机会。我立即返回村里，开始拼命地埋头复习英文。我的应急策略是：每天逼迫自己默写100-200个单词和词组，死记硬背单独的句子，练习写短文，同时系统整理语法守则，翻译课文或故事，译过一遍之后会记得很牢。
我喜欢英语是由来已久的。从小就偏爱外国文学，我家有不少小人书，《哈姆雷特》《冰雪女王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还有苏联的寓言童话书。在初中时，跟同学偷偷地借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，我觉得外国作品风格和内容丰富新颖。
小时候常听我母亲唱英文歌曲。关著屋门，母亲会给我们轻轻唱《老黑奴》《当我们还年轻》《可爱的家》等等。母亲说她读大学时选读的英文原著，这令我十分向往。
我的英语学习启蒙阶段是在1968年初，正值文革武斗时期。我到济南姥姥家去。我那才华横溢的大舅教我英语，我学得津津有味。可惜大舅很快回四川了。这短短的英语学习给我一生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我的姥爷是济南市颇有名望的英语老教师。在蔡元培当校长的那个时代，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。姥爷家有那么多的英文书籍，我只能翻看插画。我时常仰望那一叠叠的书，心想将来学会了英文，再回来读这些书。围绕著家庭关于学习英语的神秘故事，使我对学英语著了迷。
初中后失学在家，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。我在家跟著听。不久我被临时分派到针织厂烘烫车间学工。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地响，震耳欲聋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在轰鸣声中大声背诵英语，把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等英文课文和每天学的单词背得滚瓜烂熟。多年后在读书时，连美国学生都不知道的词汇，诸如“无产阶级”“贫下中农“，我仍然可以脱口而出。
1970年代初常有人被控告偷听敌台，里通外国。我怕被人诬陷，不敢常听，在家偷偷地读写。在这期间，我在下乡和分配工作上屡遭排挤和刁难，情绪万分沮丧。有一天，我父亲把一本旧的英文课本打开，鼓励我坚持自学。那年我16岁，从此我便开始了踏实认真的英语自学。但是自学一门外国语言还是有很多困难。
没有时间复习中文，只是在休息时间浏览自己保存的书籍。我在1966年小学毕业之后从未停止过阅读。文革初期弄到一本《五四散文》，小学水平的我，就开始啃读这本北大中文系1956年的阅读课本，里面汇总了鲁迅、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。将近十年里，我熟读这些文章，并能背出大部分章节。还有好多本高校的教科书，《写作知识与修辞》《古代散文》《荔枝蜜》散文集，还有《契科夫短篇小说》《评红楼梦》、唐诗宋词、历史、外国文学方面的书。在这一书难求的关健时刻，我的书箱简直就是“聚宝箱”。
在高考复习的那段日子，生活来源已经濒临山穷水尽。粮食，土豆，白菜，煤炭都所剩无几了。入冬之前，生产队派马车到银盘湾煤矿去给各家拉炭。忙于高考，我忘记拉炭的事。剩下的大多是碎炭面，有的像石块那样。烧不著火，炕上冰冷，水缸里结了冰块。到井上担一次水变成最头痛的事。我舍不得用水。渴了就把结成的冰块含在嘴里，用白水煮土豆吃一天。有时看书入神，煮糊了锅还不知道，这些事后来都成为村里的轶事趣谈。40多年后，当时村里当时村里的小孩子还记得听大人说过。
我从未觉得读书艰苦，能够从早到晚埋头读书，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真正的艰苦是寒冷，是饥饿。即使没有高考，知青的生活也是同样这么困难。每天缺乏的，要克服的却是生活的基本需要。
天越来越冷，情况越来越糟。夜里，屋里温度零下好几度，我从早到晚穿著棉短大衣，再裹上被子。戴著棉帽子和围巾。手指冻得不能写字。我就用眼睛读，嘴里念。背躺在炕上嵴梁背后实在太冷，常常冻醒，就斜靠在木箱上睡一会。买不到煤油，从供销社买的柴油，点上灯不一会儿，一股黑烟缭绕，在房间里散开来，不长时间小屋里就黑烟腾腾，鼻子里黑黑的。我只好戴上口罩。不一会儿，白口罩上出现两个黑洞洞。
临近高考日期还剩十多天，在这白雪皑皑的山村里，似乎与世隔绝，心里很不踏实。我背上一大包书，顶著寒风，踏著厚厚的积雪，再次到三岔口车站坐车到固阳，堂弟很爽气地同意我在那里借住参加高考。
小屋子的桌旁边立著个铁炉子，炉火燃烧起来，屋里暖烘烘的。小桌上放著书，我俩各占一半，各看自己的书。
桌子中间放著我的小收音机，不停地响著。除了新闻联播以外，许多被批判为大毒草的电影、戏剧、文艺作品也在开始播放。每天都听到在文革时期禁锢的电影插曲和小时候唱过的歌曲。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《南泥湾》《我的祖国》，时隔十多年，听起来那么熟悉，亲切。一边看书，一边听著久违的优美音乐。
虽然这些与复习功课毫无关系，可是我觉察到广播里的音乐和文艺作品送来的是一种承诺，一片光明和一线希望。这时候社会气氛显然随著高考的恢复也在迅速改变。我感觉到新时期的来临。（未完待续）
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院英语系，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，后赴美国读研。现在纽约定居，从事写作和翻译，美国翻译协会会员，为中美文化交流笔耕不缀。